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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各种力量和趋势交汇融合，推动着全球经济格局的调整和重塑。中国经济的未来既不能简单地以过去长期增速来推测，也不能简单地以当期增速来推测。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我们必须预留足够的想象空间，甚至想象不到的空间。

　　从国家战略部署看，未来一二十年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需取得明显效果的时期，是赢得未来长远发展的关键阶段。中国能否跨越发展的“陷阱”和“高墙”，完全取决于自身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的效果。良好的效果如何取得，是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发展理念、发展战略、发展动力和发展能力则是影响经济未来的重大战略问题。

　　本文的核心观点是：中国经济发展要有系统思维，制定出富有远见的战略，着力优化动力结构，增强持续发展的能力。

　　一、以系统思维谋划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发展需从历史、地理、增长、未来、联动、新科技、国际和空间等多个维度综合考虑。

　　历史维度， 中国经济发展不能脱离传统经济，不能脱离现有产业基础;

　　地理维度， 中国经济发展需考虑东部沿海、中部平原、西北部山脉以及大江、大河、湖泊、湿地、河流等山川大势;

　　增长维度， 中国经济发展要把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结构升级有机结合，处理好短期增长和长期竞争能力提升的关系;

　　未来维度， 中国经济发展要顺应未来发展趋势与潮流，把握未来，面向未来;

　　联动维度， 中国经济发展要考虑与社会、环境、生态、文化、政策的关系;

　　新科技维度， 中国经济发展需考虑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和新生产方式的充分利用，抓住新科技革命催生新产业的战略机遇;

　　国际维度， 中国经济发展要在世界大环境中确定比较优势，密切关注世界经济结构和格局调整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空间维度， 中国经济发展要与空间布局优化相结合，从区域经济一体化、城市群发展、空间结构调整和优化等角度考虑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二、科学制定中国经济发展战略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内在逻辑是，以满足需求作为经济发展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多元驱动作为满足需求、由大变强的现实途径，以协调来校正发展的不平衡，以灵活变化作为战略补充，以全球范围资源配置来实现大国崛起。

　　需求导向战略。 需求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经济发展要以需求为导向，以市场为核心，从体系、结构、布局、品种、数量、品质、价格、服务等方面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维度的需求，使经济体系与国家战略需求相吻合，经济结构与需求结构相匹配，经济发展与国内需求条件相适应，能力与需求质量相符合。企业不能只是简单地了解用户需求，而是要针对不同的需求提供不同的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以持续提升的价值来适应、引导和创造需求，更重要的是让用户参与到价值链条的每一个环节，从需求收集、产品构思到产品设计、研发、测试、生产、营销和服务等，充分反应需求，汇集用户智慧，使企业和用户融为一体。

　　多元驱动战略。 中国区域经济和各类产业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决定了中国需要构建一种由要素、投资和创新有机组合的多元驱动机制，既能充分发挥中国初级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较为丰富以及初级加工基础较好的比较优势，又能够逐步实现从低科技含量向高科技含量、从低增加值向高增加值、从低生产率向高生产率的转变。特别是，创新既是满足需求的重要手段，又是解决问题、应对挑战、提升效率和生产力、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改变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实现从“依附跟进”到“跨越发展”、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关键举措。要构建由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流程创新、营销创新、组织创新、品牌创新、原始创新、集成创新、仿制创新、微创新、市场开拓等组合的多维度多层次创新体系。要特别重视“微创新”，“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通过持续的微改进微迭代，实现由量变到质变的跨越。

　　协调发展战略。 从经济发展最佳效率和效果的角度，完善和优化产业体系与结构，协调产业内、产业间、产业体系与外部的关联因素。从产业各自分散发展向多产业联动转变，实现工业、农业和服务业协调发展，产业发展统筹国内和国际、城市和农村、民用与军工、基础和应用、实体与虚拟、重点与非重点、短期与长期;统筹产业与生态、环境、社会、贸易、宏观经济的关系;统筹传统、新兴和未来产业发展;统筹陆地、海洋和空间产业发展;统筹高增长、中增长和低增长产业发展;统筹劳动密集、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统筹上下游、大中小企业发展。

　　灵活变化战略。 发展不能墨守成规、机械教条、一成不变，而需以灵活、混合、变化的方式去适应时代变迁、空间变化和应对不确定性，不同地区、行业和企业要从实际出发实现差别化发展。“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产制宜。” 正如达尔文所说的，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非那些最强壮的，也非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竞争力强的产业和企业实施“大规模作战”，竞争力弱的产业和企业进行“游击战”，做到“攻守兼备、内外兼顾、形式多样、灵活自如、游刃有余”。

　　植根世界战略。 “根深才能叶茂”。中国经济要深植于世界的资源、生产、研发、设计、创新、贸易、流通、金融、运输、物流、营销、信息和知识等体系。加强国际合作交流，以高度开放和对外连接的国内市场，集结全球资源和要素，兼收并蓄，多元融合。构建多元化国际市场，稳定扩大传统市场，积极开拓新兴市场，努力发展潜在市场。根据国际化能力、目标市场和可能的风险，分产业确定国际化战略和策略，既反映国内需要，又顺应世界潮流，“利他共生、共创共享、互利共赢、文化融合”，形成“中国与世界共同成长、中国与世界良性互动”的格局。

　　三、优化中国经济增长动力

　　中国经济要赢得长远未来，关键在于持续优化动力结构。

　　优化产业增长动力。 企业层面，加快培育和发展具有新理念、新形态的新型市场主体;加快发展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加快推动国有企业走效率增长道路。产业层面，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新产业培育、产业合理转移、提升产业集群水平、产业生态构建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纺织、轻工、钢铁、石化、有色、电子信息、船舶、汽车、农业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如产品升级、技术升级、流程升级、功能升级、产业链升级等);实施创新驱动，鼓励自主创新和自主研发，发挥技术进步的力量，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注重研发、设计、软件、品牌、营销、组织结构变革等)。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消费服务、商务服务、生产性服务和精神服务等)和新兴产业(生物、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健康、养老、休闲、体育、文化、应急、电子商务、物流、供应链服务等)。根据东中西产业基础、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比较优势，推动地区间产业合理分工。

　　优化投资增长动力。 优化投资结构(如投资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交通基础设施、中西部铁路网、城乡物流基础设施、区域公共物流平台、数字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政府投资更多投向基础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基础研究、社会保障、教育、健康等领域;推动投资主体多元化，运用财政政策启动民间投资需求，利用好居民储蓄;激发资本市场，提高全社会的投资质量与数量;通过适度补贴、融资便利和市场竞争性、自由性和流动性，提高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

　　优化内需增长动力。 提高居民收入，增加内生需求，加快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挖掘新需求，鼓励绿色消费，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缩小贫富差距，改善居民生活，构筑社会安全网以增强消费信心，提升隐性需求。加快城市化进程，促进农村人口合理转移，将城市发展与产业结构布局调整结合起来，建立规模优化的城市经济，发挥城镇化在经济增长、转移劳动力、资源合理高效配置方面的重要贡献。

　　优化区域增长动力。 按照“全面开花、多点突破、板块轮动、协同发展”的战略思想，在继续落实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战略的同时，加快构筑以“交通沿线和物流大通道—物流节点城市—交通和物流经济带”为骨干依托，大力建设“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珠江经济带和西江经济带。大范围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推进京津冀—环渤海—东北区域一体化、泛珠三角一体化、大长三角一体化、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成渝一体化、海西经济区一体化等。同时，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统筹的战略要求考核地区政府绩效，释放地区发展的能动性和活力。

　　优化外部增长动力。 深化对内对外开放，深度参与国际分工、融入全球价值链、推进贸易便利化、推动贸易和地区一体化，增进与新兴经济体的合作，更大范围获得国际资源;加快与欧、美、日、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广泛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推动全球治理新规则制定;培育跨国企业;利用全球生产要素资源，引进技术、人才、外资和风险资本，鼓励与外资联合研发，共同开拓，共享成长，共同进步;加快完善海外投资法律法规，加快国际接轨，加强对外政策的战略规划和协调，与其他国家建立良好的风险分担机制;稳定国际需求，优化出口结构，提高出口效益，发挥其协调经济结构、缓解产能过剩的作用;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增长创造稳定的外部环境。

　　优化制度增长动力。 健全和完善市场机制,建立统一的国内大市场;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制定负面清单、行业准许清单、政府权力清单和企业失信清单。企业“非禁即入”，政府“非准不可为”。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减少政府滥用职权、腐败臃肿等现象;减少政府行政干预，更好地发挥宏观调控作用;改善企业发展环境，降低交易成本，激发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的发展活力，消除对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全面发挥民营经济对增长的贡献;完善产业政策，从倾斜式产业政策向普适性和倾斜式有机结合转变;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积极的公共和社会化服务，营造良好社会环境;深化教育制度改革，放宽教育服务准入，提高劳动者素质，建立面向产业的教育、培训和人才制度。

　　优化文化增长动力。 一个国家的增长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价值观。中国经济需要内在的文化动力。在全社会大力倡导和树立“以人为本”“开放、创新”“开拓、进取”“平等、尊重”“包容、责任”“诚信、合作”“绿色、生态”等社会观、伦理观和价值观。政府对人民、企业对行业、员工对职业、居民对生活的热爱，是国家和人类持续发展的终极动力。

　　四、增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

　　中国经济要保持稳健增长，需增强若干能力：增强全球连接和流动的能力、增强让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增强开放的能力、增强创新的能力、增强发挥政策有效性的能力、增强全社会协同的能力。

　　增强全球连接和流动的能力。 加强中国与各国在交通运输、信息通信、物流、数据、金融、文化等方面的连接，为中国在全球范围内高效集聚“五流”(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和人员流)创造便利条件，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广阔的要素保障。中国连接世界的能力落后于发达国家，物流、资金、信息、人员流动等成本远高于发达国家。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提升中国连接世界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五流”效率有较大提升，中国经济运行效率就会大大改善。这是因为，物流是国民经济运行的纽带，资金流是国民经济运行的血液，信息流是国民经济运行的神经，商流是国民经济运行的驱动力，人员流是国民经济运行的根本。从“五流”看国民经济运行，不难发现，中国经济长期在高物流成本、资金流不畅、信息流分割且不正确、商流方式落后、人员流动不畅等状态下运行。全社会物流费用高昂，影响了国民经济效益和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资金流不畅影响了企业生存和持续发展能力，信息分割且不正确加大了企业市场交易成本并造成决策失误。过去，在改革释放巨大活力、扩大开放、全球化、市场规模迅速扩张的条件下，“五流”问题不那么突出。但是，在外需急剧下降、改革步伐放缓、市场规模扩张受抑、竞争愈发激烈的新形势下，“五流”不畅带来的国民经济运行高成本和低效率越来越难以持续，其后果也变得愈加严重。下大力气改善中国的“五流”运行绩效，将是改善中国宏观经济绩效的重要支撑。

　　增强让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 通过市场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等优化配置各种要素，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创新，为经济增长提供长效机制。中国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健全市场体系，完善市场供求、价格、竞争、外部性内部化等机制，以便为经济增长创造适宜的“土壤”。

　　增强开放的能力。 以全球视野和战略思维，经略周边，布局全球。以出口带动产业发展，以进口促结构优化升级，推进中国工业化向纵深推进。中国对内对外开放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对内消除各种地区间、部门间壁垒，对外实现高水平引进来和大规模走出去。增强中国的国际资源整合能力、人民币的国际定价能力、中国文化的国际彰显能力，提升中国的战略发展空间。

　　增强创新的能力。 尊重科研工作与创新活动的自身特点，摒弃用行政方式来管理科研人员，不把科研人员管死，不要将科研人员行政化，而要为其营造宽松、包容、自由的环境。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创新强国以及高技术的全球创新源头，很大程度来自于美国企业家、科研人员、技术人员、个体、研发团队拥有的自由、宽松、包容的氛围。要给予科研人员、各类创新主体足够的激励。科研经费的使用坚持创新绩效导向，而非“经费使用合规”，要给予知识创造以实实在在的物质激励，让创新人员创新行为有获得感。提高科研团队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收益分配比例，降低科研成果转化税率。保护知识产权。构建一个激发全体劳动者创业创造创新活力的激励机制，形成个人、团队、企业、科研机构、行业、国家多赢的局面。

　　增强发挥政策有效性的能力。 让政策成为消除妨碍中国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升级的有效手段，而非妨碍或阻碍增长的因素。许多政策需要作出调整，以降低对企业发展的束缚，降低企业运行的交易成本，营造一种公正、公平、统一、开放、宽松、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天之道，利而无害”。政策有效性的增强，就是要让政策成为助推中国经济发展的阳光和雨露。

　　增强全社会协同的能力。 在全社会资源已经极大丰富，新科技、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孕育迸发的背景下，通过大规模社会协同，能够释放出巨大的发展能量，激活巨大的社会沉淀资源。联合联动联接，共利共赢共享，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经济的长远发展应推动人类文明的进程。